上世紀90年代開始斂財，被留置前幾天還在收錢

　　金山閭巷刑事律師在看專題片中，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第十監督檢查室副主任王衡披露，王富玉違紀違法、收錢斂財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，一直到他被留置前幾天，還在收私營企業主所送的錢財，延續的時間很長，隱藏得也非常深。

　　專案組發現了多套涉案房產，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，有的是違紀違法所得購買，還有的是老板買下長期供他使用。王富玉在貴陽長期使用的一套豪華別墅，是由關系密切的老板出資進行了高檔裝修，電影廳、健身房一應俱全，陳設細節無不講究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別墅客廳里滿墻掛的文字，都在標榜自己心系百姓、淡泊名利。中間掛的是康熙年間一位知縣的名言：“得一官不榮，失一官不辱，勿說一官無用，地方全靠一官；吃百姓之飯，穿百姓之衣，莫道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。”兩側掛的是一名老板送給王富玉的一副對聯：“做人好心潔如玉，為民精神富若仙”，煞費苦心地將“富玉”二字藏在對聯中，對王富玉奉承吹捧。墻上文字和豪華別墅的反差，恰是王富玉“兩面人”做派的生動寫照。

　　王衡指出，貪圖享樂、追求奢靡生活的問題，在王富玉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，他甚至想著冬天要住三亞，夏天要住貴陽，春天、秋天要住深圳，所以他安排老板在三亞、深圳、貴陽給他買房，然后再裝修。

　　癡迷高爾夫球，從海南打到貴州、在職打到退休

　　王富玉的一套別墅緊鄰高爾夫球場，推開窗就是一望無際的綠茵，他愛打高爾夫，想打球了隨時就能下樓揮桿漫步。上世紀90年代，王富玉開始接觸到高爾夫球，非常癡迷，從海南打到貴州，從在職打到退休，甚至要求私營企業主安排他乘坐私人飛機到全國各地打高爾夫球。也正是在球場上，他和不少老板逐漸打得火熱。

　　在海南工作時，王富玉就開始收受大筆賄賂，而且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在境外留后路的想法，1995年就違規為本人和妻子女兒辦理了移民手續，直到2009年他擔心影響自己的前程才取消。

　　1994年到1998年，王富玉在當時的海南瓊山市，市委書記、市長一肩挑，首次嘗到了“一把手”的滋味，思想上就對自己放松了，就讓老板拿錢買房子了。作為交換，買房的老板得以承包了當時瓊山的重點項目海瑞大橋的部分工程。

　　“海瑞是瓊山人，是反腐敗中國歷史上的老祖宗，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橋，但是我拿了人家的好處。”王富玉如此回憶自己的荒唐往事。此后，王富玉陸續安排多名私營企業主在多地購買了多套房產，放在親屬名下；收受的大量錢款也由弟弟王富保管。

　　王富玉又安排王富用假名“陳鑫”在河南辦理了虛假身份證，自己則用假名“陳克孝”在河北辦理了虛假身份證，用虛假身份證開設多個銀行賬戶，累計存入上億元錢款。王富玉自認為隱藏周密，沒人會發現；又位高權重，沒人能監督，逐漸敬畏之心全無，乃至到了黨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，仍然不收斂不收手。王衡指出，王富玉涉嫌受賄的金額，黨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達70%以上，黨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過30%。
 

　　退休前更加瘋狂斂財，大搞“期權式腐敗”

　　2012年起，王富玉先后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、主席，他感到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，收錢斂財的行為更加瘋狂。黨的十八大之后，黨中央強力反腐，各地都有省部級高官不斷落馬，連王富玉的弟弟王富都勸他考慮收手，他卻仍然膽大妄為。

　　茅臺酒是貴州獨有的稀缺資源，王富玉自然也不會放過利用這個資源的機會。他利用權力為兒子王斌獲取茅臺專賣店經營資格，又違規獲取大量茅臺精品酒指標，賺取巨額利潤。2014年，茅臺集團在三亞投資開發一家度假酒店，商人沈某請托王富玉幫忙承攬項目建設，王富玉安排弟弟王富出面，與沈某以“合作”為名在前臺辦事，自己藏身幕后運作。按照王富玉的指示，王富前往海南，陪同沈某請茅臺集團項目負責人吃了頓飯，席間給王富玉撥了個電話。

　　茅臺集團原黨委委員、副總經理高守洪回憶這個電話說：“（電話）通了就叫我，‘老高老高，你來接一下電話。’接電話聽到領導的聲音了，‘還好吧，小高，祝你工作順利，你一切順利，弟弟在那邊也會照顧你，有什么事兒就說，不要客氣。’我說‘感謝領導關心’，就那么幾句話。后來電話一撂，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弟弟就直接跟我說了，這是大哥的意思，請高總關照。我說沒問題，是老大的意思，我就執行指令。”

　　金山閭巷刑事律師隨后沈某順利中標，王富以“合作方”名義坐收45%的利潤分成。2015到2020年之間，沈某按照約定陸續將錢轉給王富。王富玉還通過兒子王斌收受巨額賄賂，也是打著王斌與人“合作”做生意的幌子。浙江一家從事園林綠化的私營企業就以這種方式向王斌輸送利益6000多萬，王富玉則幫助他承攬了一系列大型項目。涉案商人姚幸福說：“跟王斌是合作辦企業，但是你反過來想，他如果沒有一個省委副書記的父親，你能跟他合作嗎？不認識王斌的話，像這種項目，我們這種小公司肯定是接不到的。”

　　在持續的反腐敗高壓態勢下，王富玉又采取了一種規避監督的手段，先幫老板辦事，等退休后再收錢，堪稱“期權式腐敗”典型。王衡披露：“老板對他（王富玉）有承諾，說你現在在位不方便，退休之后我給你什么樣的一些保障。退休之后，他一度認為自己已經安全著陸了，主動打電話提醒這些商人老板，這個承諾你該兌現了。”王富如此描述王富玉“最后的瘋狂”：“退休后更猛一些，他不顧忌，好多轉賬就過來了，過去還用現金，還得躲一躲。退休后，直接的轉賬就來了。退休以后，他感覺脫離了官場了，可能就沒他的事兒了。”

　　2021年11月30日，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王富玉一案。王富玉被起訴指控：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職務上的便利，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，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、規劃審批、職務調整等事項上謀取利益，直接或通過他人非法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4.34億元。2019至2020年離職后還利用影響力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1735萬余元。王富玉當庭表示認罪悔罪，法庭將擇期宣判。

　　“我不知道要錢干什么，我吃喝不愁啊。你要錢干什么，埋你??！我現在知道我瘋狂的貪欲登峰造極，但我不知道要錢為了什么。”此時，王富玉悔之晚矣。王富玉嚴重錯估了黨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意志，正部級級別不是護身符，退休也不等于上了安全島。金山閭巷刑事律師看違紀違法問題無論隱藏得多久、積累得多深，都有暴露的那一天，而且要付出的代價會越沉重。